观韬视点 | 商标强制移转制度研究：理论建构、制度缺陷与完善路径

作者：闫笑男 郭佳

摘要：近年来，商标恶意注册现象愈演愈烈，不仅侵害在先权利人合法权益，更扰乱市场秩序。为破解这一难题，我国《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创新性引入商标强制移转制度，通过行政程序将恶意注册商标直接移转至在先权利人名下，旨在简化维权流程、提高救济效率。本文基于《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及域外立法经验，结合国内司法实践，系统分析该制度的理论基础、必要性与制度优势，深入剖析《征求意见稿》在适用范围、程序设置与制度协调方面的缺陷，并提出针对性完善建议，为制度落地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商标法修订草案 商标强制移转 恶意注册

引言

在知识经济时代，商标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载体，其价值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日益凸显。然而，恶意注册者通过抢注、仿冒等手段侵占他人商标商誉的行为屡禁不止，传统维权路径中“无效宣告—重新注册”的循环模式不仅耗时费力，更可能导致权利人错失市场机遇。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2020至2022年我国累计打击恶意商标注册87.01万件，但仍未能根治这一顽疾。

商标强制移转制度的提出，打破了传统救济模式的局限。其核心在于通过行政裁定直接实现商标权的权属变更，使在先权利人无需经过繁琐的重新注册程序即可恢复对商标的控制。这一制度不仅呼应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6条之七的精神，更与欧盟、德国等国家的立法实践接轨，为我国商标治理体系提供了创新路径。然而，作为一项新生制度，其在适用范围、程序设计与利益平衡等方面仍存在争议，需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深入探讨。

一、商标强制移转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必要性

（一）理论根基：利益平衡与效率价值的双重追求

基于洛克劳动财产论，商标的价值源于权利人的持续使用与经营投入。恶意注册者未经劳动而攫取他人商誉，本质上是对劳动成果的侵占。强制移转制度通过权属矫正，使商标回归实际创造者，符合“劳动赋予权利”的法理本质。例如，在“俄罗斯巴里赞姆公司诉传峰公司案”中，法院判决抢注人将商标移转至实际使用人，正是对这一理论的实践。

而从利益平衡原则考量，知识产权制度的核心在于平衡私权保护与公共利益。恶意注册商标可能垄断公共符号资源（如网络热词）或侵害特定主体权益，强制移转制度通过“归还权利”与“排除垄断”的双重功能，既保障在先权利人的劳动成果，又避免商标资源被滥用，实现多方利益的动态平衡。

从法经济学效率导向出发，传统维权中，权利人需同步启动无效宣告与新商标注册，平均耗时超过3年。强制移转制度将“异议/无效+注册”两步程序合并，最多可节省3.5年时间，大幅降低行政资源浪费与权利人维权成本。据测算，该制度若全面实施，每年可减少重复审查案件约15万件，释放行政资源近20%。

（二）制度必要性：破解传统救济困境的必然选择

商标移转制度的必要性体现于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填补现有治理体系空白。现行《商标法》对恶意注册的规制止步于“无效宣告”或“撤销”，但商标权消灭后可能被第三方抢注，形成“维权—无效—再抢注”的恶性循环。强制移转制度通过直接确权，切断恶意注册的利益链条，成为打通治理“最后一公里”的关键。第二，与国际规则接轨的现实需求。《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虽未强制要求成员国设立移转制度，但欧盟《商标条例》第21条、德国《商标法》第17条等均明确规定代理人抢注商标的移转规则。我国引入该制度，既是应对国际恶意注册跨境蔓延的需要，也是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公信力的重要举措。第三，中小企业维权的现实保障。中小企业因资源有限，往往难以承受传统维权的时间与经济成本。强制移转制度为其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救济路径，例如某餐饮企业的区域知名商标被抢注后，通过强制移转程序3个月内恢复权属，较传统路径节省费用超50万元。

二、商标强制移转制度的规范设计与争议焦点

（一）《征求意见稿》的制度框架

当前，《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第45—47条构建了强制移转制度的基本规则：其中，征求意见稿在适用情形上规定：涵盖抢注驰名商标、代理人/代表人抢注、抢注有一定影响的商标三类行为；在程序设置上规定：嵌套于无效宣告程序中，由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在12个月内作出裁定；在效力认定上规定：移转裁定生效后公告，申请人自公告日起取得商标专用权。

商标强制移转制度的设计在实践中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与困惑，主要集中在适用范围的边界、程序设置的逻辑冲突以及与其他制度的协调问题。

首先，适用范围的边界问题引起了广泛讨论。《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扩展了商标强制移转制度的适用范围，涵盖了驰名商标抢注等情形。这一扩展突破了《巴黎公约》仅限于代理人抢注的限制，因此引发了扩张合理性的争议。反对者认为，这种扩展可能导致制度滥用，特别是在将普通商标的近似抢注纳入移转范围时，可能反而损害市场秩序。例如，恶意注册者通过抢注与知名商标近似的商标，可能会在市场上形成“商标壁垒”，影响市场竞争。然而，《征求意见稿》并未明确规定是否可以一并移转这些近似商标，造成了法律适用中的空白。在实际案例中，例如“爱适易”商标被抢注了48个近似商标，如果只移转主商标而保留这些近似商标，仍然无法有效消除消费者的混淆。

其次，程序设置上也存在明显的逻辑冲突。《征求意见稿》将商标强制移转制度纳入“无效宣告”章节中，导致了“无效为原则、移转为例外”的矛盾逻辑。具体来说，当商标同时面临恶意注册与绝对无效事由（如缺乏显著性）时，行政部门可能优先宣告商标无效，而忽视了权利人通过移转程序维护其商标权益的需求。这种设置使得在某些情况下，商标的强制移转需求未能得到及时响应，反而可能加剧了市场的混乱。此外，《征求意见稿》并未将移转申请纳入商标初审公告的异议程序，这就意味着在恶意商标注册成功后才开始启动救济程序，这将增加市场上的混淆风险。相比之下，德国《商标法》允许在商标初审公告阶段直接申请移转，这一做法值得我国在未来修法时加以借鉴。

最后，商标强制移转制度的实施可能与其他现有制度产生潜在的冲突。例如，与“撤三”制度的衔接问题。当商标经过强制移转后，若因原注册人连续三年未使用商标而被申请撤销，新的权利人能否以“强制移转”为不使用的正当理由仍未在《征求意见稿》中作出明确规定。此外，强制移转还可能与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发生冲突。若恶意注册商标已经被许可给善意第三人使用，那么强制移转可能会破坏原有的交易关系。例如，某商标被恶意注册后授权给经销商使用，在移转后，原商标的移转可能导致经销商之前投入的宣传费用和市场推广遭受损失，从而引发新的法律纠纷。

商标强制移转制度在设计上虽然意图解决恶意注册的问题，但在适用范围、程序设置以及与其他制度的协调上存在一定的争议和困惑。如何在实施过程中完善这些方面，使其能够有效且公平地运行，仍需要进一步的法律规范与实践探索。

三、域外经验与国内实践：制度可行性的双重印证

商标强制移转制度的可行性不仅可以通过国内的法律设计来验证，还可以通过借鉴域外的成熟实践以及国内司法实践中的先行探索，提供双重印证。

首先，域外的经验为商标强制移转制度的设计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例如，欧盟在商标保护方面的成熟制度值得借鉴。根据《欧盟商标条例》第21条的规定，代理人抢注的商标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救济途径进行移转，权利人无需先通过宣告商标无效的程序。这种制度显著缩短了维权程序的时间，权利人在6个月内即可完成移转请求，极大提升了维权效率。此外，欧盟模式还允许在强制移转时一并移转近似商标，避免了单一商标移转后仍存在的市场混淆问题，确保了商标保护的完整性和有效性。

与欧盟模式类似，德国的商标强制移转制度也有独特的优势。德国《商标法》规定，商标权利人可以在商标初审公告阶段提出移转申请，行政部门不仅要审查商标的注册是否符合要求，还需要判断移转是否可能引发消费者的混淆。如果移转可能导致混淆，行政部门会选择直接宣告商标无效。这种做法体现了“效率与公平”的平衡，既保证了商标市场的公平竞争，也确保了程序的高效性，为商标强制移转的实施提供了有效的实践经验。

其次，国内司法实践中的先行探索为商标强制移转制度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参考。虽然我国尚未完全建立起类似于欧盟和德国的强制移转制度，但在民事裁判中已有类似的实践尝试。在“苏洽升与苏旭煌案”中，法院依据《合同法》的间接代理规则，判决代理人将抢注的商标移转至被代理人名下。这一裁决开创了非行政程序移转的先例，虽然该案属于民事诉讼领域，但为商标强制移转提供了司法实践中的有力支持。这表明，在某些情境下，即使没有专门的行政程序，法院也能够通过现有的法律框架对商标权益进行有效保护，推进商标权益的公正转移。

另外，跨境维权的成功案例也验证了商标强制移转制度的适用性。2017年，中国企业成功通过谈判促使智利的一家公司将其抢注的130余个商标移转至中国企业名下。这一案例表明，商标强制移转制度不仅能够在国内维权中发挥作用，也能在跨境商标纠纷中为企业提供有效的救济手段。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境商标纠纷越来越普遍，商标强制移转制度的适用范围不仅限于国内市场，也可为国际商标保护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域外经验与国内司法实践的结合为商标强制移转制度的可行性提供了双重印证。借鉴欧盟和德国的成熟模式，并结合国内的司法实践，可以有效推进我国商标强制移转制度的实施。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商标维权效率，减少恶意注册行为，还能够在全球化的商业环境中为企业提供更加稳定和公正的法律保障。

四、商标强制移转制度的完善路径

商标强制移转制度作为一种新的商标维权工具，其设计与实施对保护在先权利人、打击恶意注册行为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为了使这一制度在实际操作中更加高效、公正，并避免滥用，必须对其进行完善与细化。以下是商标强制移转制度的几个完善路径，主要从适用范围的合理界定、程序设计的优化、制度之间的协调与冲突解决以及配套机制建设等方面展开。

（一）合理界定适用范围

商标强制移转制度的适用范围的界定是关键问题。首先，为了避免制度的滥用，应当通过限缩和扩张并举的方式来明确适用范围。具体来说，应排除“利害关系人”抢注的情形，因为在这些案件中，可能会涉及善意第三人早于权利人提出申请的情况，强制移转可能会损害善意第三方的合法权益。此外，可以增加“损害他人在先权利”的情形，如抢注姓名权、著作权等。这些商标本应归属于在先权利人，通过移转商标并不会损害公共利益，因此适用强制移转可以有效解决此类问题。

同时，为了避免出现商标移转的模糊性，应明确规定近似商标可一并移转。为此，商标权利人在申请移转时可提交近似商标的清单，由行政部门根据是否可能导致消费者混淆进行审查，这一做法将有助于进一步保障商标市场的秩序和公正性。

此外，引入“恶意梯度”判断标准至关重要。商标强制移转制度应仅适用于严重的恶意行为，例如故意仿冒、重复抢注等。对于轻微过失抢注的情形，应继续依赖无效宣告程序，而不是强制移转，以避免制度滥用。

（二）优化程序设计

商标强制移转制度的程序设计是确保其高效执行的关键。首先，应确立商标强制移转的独立程序地位。将这一制度从“无效宣告”章节中剥离，单独设立“商标移转”章节，明确其与无效宣告程序的并列关系，确保权利人能够自主选择救济路径。这种设计可以避免程序混乱，保障商标权利人的自主选择权。

其次，应将移转申请前置至商标初审公告阶段。即在商标初审公告期间，权利人可以提出移转申请，行政部门需在3个月的异议期内一并审查，这样可以避免恶意商标注册在成功注册后再启动救济程序，从而减少市场混淆的发生。通过提前介入，能够更早地识别和解决问题，提高行政效率。

另外，明确时限和救济机制的设置至关重要。审查期限应缩短至9个月，特殊情况下可延长3个月，确保移转程序尽可能高效。对于裁定不服的情形，应该允许当事人自裁定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法院起诉，并要求法院围绕“恶意认定”和“混淆可能性”进行实质审查。这不仅能够保障程序公正性，还能确保在法律框架内为商标权利人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

（三）协调与关联制度的冲突

商标强制移转制度与现行其他制度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协调冲突，特别是与“撤三”制度以及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保护之间的关系。首先，在与“撤三”制度的衔接上，需明确移转后的商标在“未使用”方面的起算点。应当规定，移转后的商标“不使用”的起算点为移转公告日，原注册人的不使用行为不纳入计算。这一做法可以有效保障新权利人在移转后拥有充分的使用缓冲期，从而避免不合理的处罚。

关于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商标强制移转制度需要借鉴商标无效的追溯力规则。在移转过程中，不能追溯影响善意第三人已履行的许可合同，因此移转应不具备追溯力。尽管如此，商标权利人仍可向恶意注册人追偿其不正当得利。此外，如果第三人已支付合理对价取得商标权且不知晓抢注行为，应优先保护第三人权益，避免因强制移转导致其投入的宣传费用和市场推广损失。

（四）配套机制建设

为了确保商标强制移转制度的有效实施，必须建立完善的配套机制。首先，建立恶意注册人黑名单制度，对多次实施恶意抢注的商标注册者，应限制其商标申请权3至5年，以提高违法成本。这一措施不仅可以有效打击重复恶意注册行为，还能警示潜在的违法者，增强制度的震慑力。

其次，引入行政调解机制也是商标强制移转制度完善的重要一步。在移转程序中增设调解环节，鼓励恶意注册人与商标权利人达成补偿协议，可以减少强制执行带来的对抗性和资源消耗。通过调解，双方能够在自愿和共识的基础上解决争议，降低司法负担，促进商标市场的和谐发展。

商标强制移转制度的完善路径应从合理界定适用范围、优化程序设计、协调与现有制度的冲突以及建立配套机制等多方面入手。通过对这些细节的完善，不仅可以增强该制度的实施效果，还能进一步提高商标市场的规范性和公正性。在完善这一制度的同时，也要保持与其他法律制度的协调，以避免新的法律冲突。最终，商标强制移转制度将有助于建立更加公平、透明的商标保护环境，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

五、结语

商标强制移转制度是我国商标治理体系的重大创新，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权属矫正实现“权利归位”与“效率提升”。然而，制度的完善需兼顾私权保护与公共利益，平衡效率与公平。通过合理界定适用范围、优化程序设计、协调制度冲突，该制度有望成为打击恶意注册的“利器”，推动我国从“商标大国”向“商标强国”迈进。未来，还需通过司法解释与典型案例积累，细化操作规则，使制度在实践中真正发挥效用。